小心“野狼”：故事背后的道德训诫

“小红帽”是儿童文学界最知名的童话之一，它源自18世纪法国农家围坐在火炉边打发漫长冬夜的消遣故事：村姑小红帽去森林的另一头看望外婆，在路上被野狼欺骗，同床而眠最终被野狼吃掉。故事中的受害者还有那位生病的外婆，早在小红帽赶到之前，她就被抄小路赶到的野狼一口吞下了。法国17世纪随笔作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将这个中世纪口耳相传的故事记录了下来，随后广泛流传，即为故事《小红帽》。对听故事的小女孩来说，故事的启示在于：注意安全，和狼保持距离，否则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对佩罗来说，这个故事启示并不是写给小姑娘的，它有独特的时代寓意。

佩罗所处的时代，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早婚早育是社会常态，而且婚姻是女性存在的唯一意义。家庭出身和贞操则是年轻女孩在婚姻中的价值体现。然而，上流社会虽看重贞操，但在法国宫廷却流行相反的论调和做派，整个宫廷充斥着淫靡的气息。当时的上流社会热衷举办沙龙，多半由学识渊博的公爵夫人或仕女赞助，沙龙自由不拘的风气为名门闺秀的非道德幽会大开方便之门。而这在当时并不算丑闻，跟写书作画一样，被视为日常娱乐，充满风情又无伤大雅。

身为法国皇室官僚的佩罗看在眼里，决意维护法国封建贵族的伦理秩序，与淫靡的宫廷氛围相抗衡。他广泛搜罗各种民间故事，净化其中的色情内容，编辑成书以迎合沙龙中女性雅士和宫廷贵族的品味。在其编辑的《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鹅妈妈故事集》）中，佩罗在每篇故事后附上了诗体的“道德训诫”。在《小红帽》的文末，他写道：“小女孩……永远不要信赖陌生朋友……野狼可能用各种伪装，潜伏在你周围，它们可能变得英俊﹑和蔼，愉悦或迷人——当心！……最甜的舌头往往带有最锐利的牙齿！”佩罗借小红帽的故事训诫那些沙龙仕女：当你邀请那些彬彬有礼又体贴时髦的巴黎上层男性参加你的沙龙聚会时，也许就已经为这些精心乔装的野狼打开了一扇通往床笫的隐秘之门，这着实是个危险的开端，女性必须要戒心守护贞操。佩罗用小红帽的鲜血为淑女们上了一堂道德训诫课。在后来的童话版本中，佩罗苦口婆心的“教训”虽然都被删除了，但有关于狼的隐喻依旧存在。

听妈妈的话：格林童话中的乖乖女

如果说佩罗的故事隐含了法国宫廷的道德世故，那么格林兄弟则是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重新打量“鹅妈妈”民间故事宝库，发掘出适合儿童阅读的元素，从而“让民俗故事中的诗意散发效果给人愉悦，同时教忠教孝”。怀着这一目的，1812年格林兄弟编撰的德语版《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问世，《小红帽》赫然在列。与佩罗版相比，故事情节有两处变动：开头增加了妈妈“不要走小路”的告诫；结尾处新出场的猎人从野狼的腹中营救出小红帽和外婆，同时删除了佩罗的“教训”。

一旦阅读对象从闺阁女子转变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小红帽”便衍生出新的性格。格林兄弟删除了法国版中小红帽主动抚摸、暗示勾引野狼的情节，以儿童形象出现的小红帽生活在充满亲情的家庭中，生活经验丰富的母亲则劝告小红帽不要偏离正路。尤为值得注意的新角色猎人，不仅在叙事层面推动“解救”这一情节，而且这一角色并被赋予父亲的权威，体现了19世纪的父亲及丈夫形象——保护者。父亲的重要性及女性的顺服，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常见的家庭生活规范。小红帽不听妈妈的告诫而落入危险，在猎人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其教育意义非常明显——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

格林兄弟版《小红帽》以儿童和家长为接受者进行伦理道德教化，是则宣扬家庭规范的寓言，而佩罗则为上层女性写明宜于保持自身婚姻价值的良方。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格林兄弟与佩罗的女性观却是一脉相承的。佩罗的小红帽是美丽而软弱的，由于自己不适宜的言行举止，招致了狼/男性的侵犯，最终丢了性命。在格林兄弟处，小红帽(女性/小孩)无法处理周围的环境的异己力量，必须在猎人(男性)和外婆(大人)保护下才能求得安全。狼和猎人都是男性形象的象征——狼代表坏男人, 猎人代表好男人，两男相斗使得小红帽成了在场的缺席者。

鲜为人知的是，格林兄弟还为《小红帽》撰写过第二种结局：被猎人救出后，小红帽又遇到第二只野狼，但她已学到教训，和外婆联手设下陷阱干掉野狼。遗憾的是，这个结局与维多利亚时代崇尚的女性气质大相径庭，故未流行，否则这个版本《小红帽》一定会成为另一种经典。不过，比格林兄弟这一结局更为精彩的改编后来就出现在女权主义作家的笔下。

向狼宣战：小红帽如何成了女汉子

与争取妇女选择权和教育权不同，20 世纪60 年代掀起的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其要求在于消除两性之间被历史与文化赋予的性别气质，这种气质已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作为“小女孩人生中第一本训练手册”，童话在教导女孩顺服温驯的过程中无疑成了女权主义者眼中的帮凶。佩罗和格林兄弟的《小红帽》首当其冲受到瞩目。面对野狼的侵袭，女孩柔弱、被动显然不妥。因此女权主义者亲自上阵去除《小红帽》中性别教化的糟粕。

一时间各种颠覆传统的《小红帽》故事版本令人应接不暇。比如，有1972 年“默西塞郡女性解放组织”的四位女性共同撰写的《小红帽》、1985 年夏普所著的《不那么像小红帽》、1983年罗纳德·达尔的《小红帽与野狼》以及蕾克的《黛丽雅的小红帽》，等等。在这些新故事中，小红帽-野狼-外婆是故事的核心人物，妈妈的教诲和猎人的搭救不复存在，小红帽被塑造为自救者。更有激进的版本甚至将外婆塑造为身强力壮的老妇人——祖孙俩成了具有男子气概的新女性，时而幽默，时而坚强，识破野狼的伪装并亲自将其制服。

英国短篇小说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改写的《与狼为伴》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个故事版本，新故事将女性主义、后现代思潮以及哥特式手法熔于一炉，重构叙事挑战父权制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小红帽成了一位魅惑女郎，而“狼”则化身为一位男子，小红帽在表演了一场脱衣秀后，“当面嘲笑这个颧骨高高的，双眼在暗处闪闪发光的男子。她扯下他的衬衣，像处理自己脱下的衣袜一样，把他扔进了火炉里。”原本童话中的牺牲者小红帽在这个故事中是个贯穿始终的征服者，以自身的叛逆气质挣脱了男权书写者赋予的死亡或救赎。

从受难者成长为乖乖女，继而变身为独立女性，女权语境下的小红帽努力地显露其男性气质——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小红帽逐步演化为不同于童话中公主系列的独特存在。这个居住在森林边的乡村姑娘因为偶遇野狼改变了命运，一跃成为现代都市艺术家与时尚圈的宠儿。

童话之外的百变“小红帽”

三个世纪前，也就是小红帽刚刚诞生的时刻，她无助地需要猎人的协助驱赶野狼。到了二战期间，小红帽成了漫画家艾维利（Tex Avery）笔下的女主角，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当跳舞女郎。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潮流兴起的战后，她大受纽约麦迪逊大道的追捧，为摩登女郎代言，为这条街无数广告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蜜丝佛陀化妆品公司在1953年推出了一款“小红帽口红”，广告女郎身披红色披肩，搽亮红色指甲油，宣称涂上这种口红可以吸引野狼现身，广告另一页则有几个帅哥从森林里冒出头来露出色眯眯的笑脸。在美国《纽约客》的杂志上，小红帽美艳不可方物，开着新款红色敞篷汽车去外婆家，她的红色披肩是迪奥最新款，她挑逗的微笑和侧眼一瞥，几乎和蜜丝佛陀口红广告的女主角一模一样。

“小红帽口红”的广告。以上图片均来自《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

90年代法国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为香奈儿NO.5香水拍摄的小红帽主题广告又更新了小红帽的魅力：她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在轻扑几滴香水后，穿上标志性的红披肩，向她饲养的宠物狼示意保持安静，然后带着微笑去香榭丽舍大街开启与另一群狼的狂欢之夜。千禧年的“小红帽”则主动出击——百事可乐2001年的电视广告中性感女星金·凯特罗尔（Kim Cattrall）身穿红衣和红色披肩，四处找寻完美的男人和不含酒精的完美饮料。

小红帽不仅受到广告商的追捧，同时也成为歌剧与电影艺术的新晋女主。1966年大受欢迎的《小红帽》歌剧将剧情改为野狼追逐小红帽不是为了一饱口福，而是想和她约会。在1997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冰风暴》（The Ice Storm）中，小红帽被赋予“性骚扰”的主动权，年轻的温蒂披着红披肩在森林里闲逛，最后突袭邻居家藏酒的橱柜，并偷偷跑到隔壁去爱抚邻家小男孩。1996年马修·布赖特（Matthew Bright）以《小红帽》为底本创作的电影《极速惊魂》（Freeway），“小红帽”薇瑟娜和“狼”弗顿（Wolverton）在高速公路上的追击搏杀，借以控诉社会不义的黑色公路喜剧。这些银幕故事将童话故事转化为社会批判，以夸张的手法揭示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刻板印象。

《极速惊魂》海报

多方位的改造让现代小红帽不再是悲剧小女孩，她如同最有经验的猎人，越来越能掌控自己和野狼的命运——她会搽上蜜丝佛陀口红，喷上香奈儿五号香水，开大红敞篷跑车，甚至掏出手枪干掉野狼。尽管变化多端，但隐藏在红斗篷下的信息与三百年前佩罗的训诫如出一辙：无论在茂密幽暗的森林还是霓虹闪烁的都市，无论她穿着连颈兜帽或是紧身内衣，素面朝天或是淡抹浓妆，性吸引力都是女性价值的最高体现——没错，只有具备吸引野狼转头注视的能力，小红帽才是好样的。这显然与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书写的小红帽大相径庭。小红帽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三百年前的那片丛林里，不知下一次邂逅，她将会对野狼做些什么？

参考文献：

【美】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李玉平：《伦理话语与社会变迁———论〈小红帽〉童话故事的改写》，《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