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穷苦人的文学：再读狄更斯的《圣诞故事集》

严幸智（历史学博士） 来自《学海》, 2006(3):172-176

19世纪中叶是英国社会空前动荡的时期。当时的英国社会城乡对立，贫富悬殊，自由资本主义使现金交易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惟一纽带”，给贫苦的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无尽灾难。

像同时代的“国情小说”家一样，狄更斯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了对自由放任主义的痛恨和对下层民众命运的同情。他不希望英国出现“法国革命”那样的局势。狄更斯的小说侧重当代题材。他“以敏锐的目光透视现代生活”①。他的15部长篇小说取材于当代生活，将视角定格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短篇小说、特别是圣诞故事集几乎篇篇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呼吁统治者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其所急需的救助，以防社会

激化。他通过文学创作密切关注社会生活，把握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动向，以坚定的建设性批判为完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出谋划策，希望这一工业文明能通过自身的改造摆脱它所面临的困境，变得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为下层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一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变革之一。机器生产的采用和工厂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工业的面貌和内涵。英国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赞扬工业革命是“一场财富和繁荣的收获”。②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物质产量直线上升。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原煤产量竟增加了20倍；生铁产量在1740年至1788年间增加了4倍，在19世纪增加了30倍。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原棉进口大幅度增加，1780年至1800年间增加了5倍，整个19世纪增加了30倍。结果，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成为了英国的主要纺织业。其他许多指数、尤其是农业人口的下降同样表明，工业革命使英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了工业国③。工业生产的增长推动了外贸出口的增长。1816至1842年间，英国外贸出口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1842年至1873年间，年增长率高达11％④。工业生产和外贸的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1782年至1852年间，英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4％。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民收入的空前增长。1801至1850年，英国国民总收入增长了125.6％，1851年至1901年又增长了213.9％。相应地，英国的年人均收入也有了显著提高。根据菲利斯·迪恩的统计，170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8～9镑，1750年前后就增加到20镑，而到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⑤。如果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人均收入的增长还会更快。

经济的迅速增长、社会财富的巨大增加并没有使英国社会的每一分子都分享到工业化的成果，并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自由放任”政策导致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中的分配极不合理。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垄断，大多数人没有分享到应得的成果。对于一些人来说，工业革命甚至反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化了。

1801年，1.1％最富有的英国人拥有国民总收入的25％；1848年，1.2％最富有的人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总收入的40％。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⑥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财富分配不当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悬殊的贫富差距使后来成为首相的迪斯雷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⑦亨利·梅休在《伦敦的劳工和穷人》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伦敦这座世界第一的城市里，存在于财富和知识中的‘悲惨、无知和罪恶’至少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耻辱”。⑧

贫富悬殊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极为普遍，在一些新兴的工业城镇尤为明显。19世纪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对曼彻斯特这个工业革命的心脏城市作过这样的评价：“世界上没有其他哪座城市，其贫富悬殊是如此之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如此难以逾越。”⑨

分配不当引起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又加剧两极分化，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状况的持续在英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困必然使社会下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对现实产生不满，并通过个体犯罪和集体反抗发泄这种不满，由此而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工业革命时期是英国近代史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尖锐的时期之一，这与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秩序的要求显然不符。

著名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曾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⑩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工业革命引起社会两极分化并使广大民众陷入贫困的社会现实。由工业化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在英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给劳动者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1}

二

工业革命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机器大工业使大量独立的手工业者破产，变成产业后备军，大批童工和妇女投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有时甚至达15～16小时。许多工厂劳动条件很差，冬天寒冷，夏天炎热，空气浑浊，光线阴暗。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工头的监督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大量廉价劳动后备军的存在使他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心甘情愿用5到10倍的劳动去赚取原来在农村时2～3倍的钱；要么失业。城市里的工人通常都住在贫民窟，与垃圾和污水为伴。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当时的一份报告书写道：很多都是混杂的公共宿舍———“其龌龊、潮湿和霉腐的情形，是一个对牲口具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不会把马养在里边的”。{12}

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伤寒、霍乱、天花等流行病不断发生，许多人酗酒或成为罪犯。妇女和儿童在几乎与成年男工相同的条件下劳动，这是工业革命在道德上的极大耻辱。工厂主们尽量压低女工的工资。有的工厂主答应同时招收夫妻做工，却以此为借口压低丈夫的工资。有的则开办附属工厂，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但这些附属工厂的工作条件更差。童工常常从五六岁起就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

1842年，狄更斯看到一份《调查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儿童雇佣和劳动条件委员会报告》{13}，对于英国童工处境的恶劣和悲惨深为震怒。当时他30岁，已经出版了《博兹特写集》、《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特维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巴拉比·鲁吉》和《游美札记》等作品，长篇小说《马丁·瞿述伟》正在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表。由于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作家，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索斯伍德·史密斯博士恳请他写文章为改善童工的处境振臂一呼。经过考虑之后，狄更斯答应写一篇文章，题目暂定为《为穷人孩子的权益给英国人民的呼吁书》。

1842年的美国之行“开阔了他（狄更斯）的视野，……也使他的心理更加成熟。”{14}他对美国人享有的相对自由以及美国的贫民教育方式感到满意。他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找到一种答案--“在当今的社会，贫富差别如此悬殊。事态的发展表明，这种差别并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缩小，相反还在一天天扩大”。{15}公共卫生问题，工厂立法问题以及全民教育问题都引起狄更斯的关注。同时，他也明确地感觉到，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对英国形成严峻挑战。

狄更斯异常积极地致力于当时社会的“改革”方案：他参加各类委员会，到处发表演讲，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匿名文章，甚至准备创办一份自由派报纸。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措辞严厉地公开批评伦敦德里勋爵反对煤矿立法。在小说中，他对“儿童就业委员会的第二份调查报告”做出了充满激情的反应；与此同时，他还热心支持斯塔里创办的贫民免费学校。他认为完全根据英国国教原则制定的教育制度对处于“赤贫”状态的孩子们不合适。

狄更斯认识到，穷人的贫困和无知是富人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有朝一日，所有受欺压的人就会起来反抗，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情就会在英国发生。他呼吁全社会不仅应该认清，而且更应该努力去缓和和纠正严酷的现实。这表明狄更斯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感到，用自己擅长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比用论文的形式生动和有力得多。于是，他放弃了写《呼吁书》的计划，转而打算在1843-1848年间，每年都向读者奉献一份圣诞“礼物”。这些“礼物”集结起来就形成了《圣诞故事集》。

《圣诞故事集》共有五部短篇小说：《圣诞欢歌》（Christmas Carol）、《教堂钟声》（Chime）、《炉边蟋蟀》（Cricket on the Hearth）、《人生的战斗》（The Battle of Life）和《着魔的人》（The Haunted Man）。

《圣诞欢歌》描写了一个吝啬、自私、待人刻薄的商号老板私刻鲁挤的心灵转变过程。圣诞节前夕，在三个圣诞节鬼魂的教育下，他终于彻悟了人生真谛和处世之道，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宽厚仁慈、乐于行善的人。小说强调了仁爱、宽恕、慈善和怜悯等品德的重要，呼吁人们不要丧失“基督教的

”。

《教堂钟声》发表于1848年新年，小说揭露了英国统治阶级的伪善面目，刻画了穷苦人的高尚品德，并指出只有穷人才能帮助穷人。《着魔的人》是一篇寓言，发表于1848年。作者通过故事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与人相处要相互宽恕，不要记仇，这样，生活才会变得愉快、融洽。

这五部圣诞读物表达了共同的主题：人与人相处需要慷慨无私和富于同情。这种“圣诞节精神”，或者说“基督教精神”，早在1836年狄更斯的第一部作品《博兹特写集》的《圣诞晚餐》一章中即有所表现。1837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和后来发表的其他圣诞故事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虽然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义是狄更斯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在《圣诞欢歌》里表现最为集中，最为完整，也最为具体和生动。它不仅批判了19世纪英国商人的惟利是图的经济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的基础--功利主义，更重要的是表达了狄更斯对下层民众最深切的同情，寄托了他为缓解当时的社会冲突和危机所做出的希望和努力。

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否定了斯密关于政府无为而治的观点。他认为，从本质上讲，人是自私的生物；一个与自我利益无关的稳定而仁慈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一个社会要想具有合适的功能，就需要一种组织原则：既要承认人类的自私性，又要强迫人们为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好处至少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任何社会组织、法律都必须按照其对社会是否有用，是否合乎这条原则来衡量。他认为“政府惟一应该追求的目标是社会最大可能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将由于他痛苦的减少或其程度的降低而得到增加……个人的享受基本上应由他自己去考虑，政府行动的原则是保护个人免受痛苦。”{16}

政治经济学家们扬言，和商品一样，劳役同样受惟利是图法则所支配。世界上没有公平合理的价格。人们从最低价的市场上买进，在最高价的市场上卖出。世界上也没有公平合理的工资。纺织厂主人付给工人的工资是由竞争的法则决定的，它受“工资铁律”的支配。假如穷人、缺乏进取心的人们和庸碌之辈挣到的钱还不够养活他们自己的话，他们就只有去挨饿、去服苦役或者在贫民院里受折磨。在他们看来，甚至像建立济贫院这样的机构也是出于对人性的让步，所以这种地方要使穷人越害怕去越好。在思想上，决不允许任何感伤的打算妨碍供求法则正常地发挥作用；“现金关系”应该成为人际关系的惟一纽带。“经济人”概念是这种社会理论的最高体现。这种“经济人”是人性中的怪诞部分。这种人的一切行动都受发财的欲望所驱使。

当局在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方面的无所作为和效率低下使狄更斯深感失望和愤怒。他决定自己有所作为。狄更斯创作《圣诞欢歌》的深层目的即在于：以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主张。在当时的议会辩论中，他看不到政府在清除严重社会弊端方面的信心。对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使他的愤怒进一步加强。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为穷人呼吁，通过圣诞故事向人们表明，社会的幸福与个人的幸福具有相同的基础；怜悯和慈善与正义同样重要。他从未对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的行动动力完全出于本能，一种完整而健康的本能。他认为，煽动一个阶级去反对和推翻另一个阶级是可憎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关注处于社会下层的穷苦大众，以更加宽厚和仁慈的方式帮助社会的一个阶层去了解另一个阶层，进而实现“社会和谐，人间友好，天下太平”。

通过《圣诞欢歌》中的教诲，狄更斯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雇主应该抛弃自私自利；有正义感的人们应该使自己慷慨无私；心地善良者应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乐善好施。如果不能尽到圣诞节的责任，任何表面上的庆祝活动都将不能带来好处。圣诞之光应该照耀和温暖每一个寒冷的壁炉，带给人们善良、仁慈和怜悯。狄更斯比任何人都更恰当地论述了圣诞节的内涵，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一生致力于坚持的人道主义信条。

狄更斯认为，富人要得到别人尊重，首先要有平等意识。不能以为自己有钱就高人一等，就可以为所欲为，更不能"一阔就变脸"，尤其不应该鄙视和看不起贫穷者和下层民众。如果富人不懂得平等待人，包括善待和尊重那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赤贫者，那么，就算你再有钱也不会在尘世间受到别人的尊重，更不用说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灵魂进入天堂。

狄更斯认为，富人还应该将自己视为社会精英，勇于承担影响和改造社会的责任，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全社会做出表率。管理和控制社会的人固然是精英，既有能力获取物质财产和社会地位又有良好品德的富人同样也是精英。富人往往是普通人模仿的榜样，为了以自己的良好品行为社会树立榜样。富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做到富而有德。

狄更斯呼吁富人奉献和回报社会。企业通过合法途径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作为先富起来的私人业主，富人要有社会意识，牢记自己的钱来自社会，因而应该回报社会，关注贫困人口，资助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这不仅能有助于使富人的人格和灵魂得到升华，而且将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维护社会平安与稳定。

狄更斯告诫人们，作为通过工业革命先富起来的国家，英国不仅应该拥有物质上的繁荣，而且更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不应该仇视富人，也绝不能鄙视穷人。无论钱多钱少，人与人都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三

狄更斯认为，发展到今天，圣诞节和圣母产子、化体、献祭赎罪和皈依得救等已经没有关系，同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信条也已经相脱离。在狄更斯看来，从根本上说，圣诞节已经成为人间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欢宴。在这一宴席上，吸引人的不仅应该有烧鹅、甜饮料、接吻游戏、舞蹈和其他欢庆活动，更重要的应该是慷慨、同情和热心肠。在狄更斯的观念中，圣诞节精神不是叫人悲伤，而是充满欢乐和友情；是用天使般的声音传播“人间友好，天下太平”的喜讯。狄更斯相信，人类的天性并没有被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所吞没。大多数人看到别人幸福时都会产生一种喜悦的心情。这种喜悦心情所发生的作用能超越个人生活的范畴。他认为，这种对别人如兄弟般的情谊能够升华为对全人类福利更深厚、更积极的关心。这就是狄更斯心目中的圣诞节精神。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圣诞节哲学”，构成狄更斯社会组织原则主张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狄更斯关注穷苦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狄更斯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任何社会制度和秩序难以预料的敌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怀有典型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作为社会活动家，狄更斯在公共场合发表的演讲中，曾多次赞扬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繁荣。而作为小说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却又经常描绘富有诗情画意、让人幸福难忘的“快乐的英格兰”，表现出浓郁的怀旧情绪。一想到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尤其是

蜕变，他对工业主义的憎恶就油然而生。无情的功利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主义激发了他的社会批判。

在狄更斯看来，工业化引发的无序竞争，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成员间的强弱贫富差别，如果政府不对此进行有效干预，这种贫富悬殊必将进一步加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狄更斯认为，政府最大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在矛盾激化前让那些根本就发不出声音的最弱者能够依循社会救助的常规得到他们所急需的救助。只有真正解决了这样的当务之急，我们才能安妥自己的心，社会安定才会有比较坚实的基础。狄更斯关注穷人文学的人道主义喜剧性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