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有个让人费解的地方：在这些异域传说中，中国常被描写成一个海岛，且是位于印度以东的众多海岛之一。

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东方贸易，常将东南亚海岛作为中转站，有时在这里得到满意的商品后便止步于此，他们常将当地居民当成中国人。

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所指是当时的中国及东南亚诸国。

在阿拉伯人看来，“中国”更像是一个海洋文明。

文献记载，自汉代以来，就有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集体迁移到东南亚古国定居的记录，甚至有些古国的主要人群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后裔。

中国南海沿岸的先民，自古就继承了踏浪而行的文化基因。

▲海南七连屿中岛、南岛 | 图虫创意©

秦末天下大乱，带兵镇守岭南的秦朝官员赵佗割据一方，建立了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

南越国历经五代君王，直到汉武帝在位时，汉军五路大军南征，才结束了其长达近百年的封疆历史。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原南越国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七郡，汉军渡过海峡到达海南岛后，汉朝又在此设珠崖、儋耳二郡。

此即汉朝的交州九郡，辖区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中、北部。

▲航拍中国南海 | 图虫创意©

汉代史书在讲述南越国以及在其故地基础上建立的交州九郡时，更多关注的是其与中央王朝的来往。

比如南越国的灭亡，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

南越国的第三位国君赵婴齐早年为太子时，曾到长安担任侍卫（也是人质）。

在前往长安前，赵婴齐已经娶了一个越女为妻，生有一子。入长安宿卫后，赵婴齐又娶了邯郸樛氏女，生下次子赵兴。

回到南越国继承王位后，赵婴齐废长立幼，立在汉地迎娶的樛氏女为王后，次子赵兴为太子，由此埋下了南越国内乱的种子。

赵兴后来成为南越国的第四任国君，但因年幼，实权掌握在南越国丞相吕嘉手中。

一时间，南越国出现了两种声音。

樛太后听从远道而来的汉使建议，认为统一是大势所趋，有意归顺汉朝。史书记载，当时汉武帝派来劝降的使臣还是樛太后的老情人。

但是，以吕嘉为首的南越豪族坚决反对投降大汉。

公元前112年，双方矛盾激发。吕嘉带兵入宫，杀死了赵兴、樛太后与汉朝使者，拥立赵婴齐早年在南越所生的越女之子为王。

南越国君臣纷争、杀害汉使，才给了汉武帝发兵南征的良机。

▲广州南越王博物馆 | 图虫创意©

史书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地处边陲的南越国向北融入“汉文化圈”的历程，但这一地区向南开拓的航海历史同样不容忽视。

正如史学家吕思勉教授所说：“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

史料记载，南越国曾向汉朝进贡象牙、犀角、玳瑁、鸟羽、珍珠等贵重礼物，其中有许多物品可能出自南越本土的沿海地带，还有些物品可能来自马来半岛或更远的地方。

番禺，是当时南海贸易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都是海外舶来品。当时，南海之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港口与商业城市，除番禺外，还有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广信（今广西梧州）、布山（今广西贵港）等。

汉武帝平南越后，派出一批译使，与招募的商人、水手一起，沿着南越时期民间开辟的“涨海”航线，从南海远航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地区。

涨海，即南海的古称。古人在岸上看到南海的潮汐起起落落，感叹海水恒溢，故曰涨海。

这条航线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

秦汉时，中国船队从徐闻、合浦、日南（在今越南中部）三地出发，可从北部湾进入马来半岛、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以及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地，以黄金与丝绸交换珍珠、琉璃、奇石等异域风物。

除了到今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外，汉代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还延伸到更远、更多的地区，有到今印尼爪哇、苏门答腊的航线，还有向西远至波斯湾的航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番禺）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这些由中国水手开辟的航线，在涨海潮声中，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声。

▲广州黄埔古港遗址 | 图虫创意©

到了隋唐时期，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海上通道主要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

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沿着传统的南海航线，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南部。

从印度半岛继续向西北延展的航线有两条：

一是东路航线，进入波斯湾，航行一日，到幼发拉底河口的巴士拉。当地人会在海湾处立起航标，夜间点燃火炬，作为导航信号。在巴士拉换乘轻舟，溯河而上，可到达大食帝国（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巴格达。

二是西路航线，由海路进入大食帝国境内，随后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经红海，也能抵达巴士拉和巴格达。

隋唐“广州通海夷道”全线途径9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汉代的航线延长了很多，但由于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进步，所耗时间只有汉代的四分之一。

这也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隋朝为了宣扬中央王朝对南海的统治，在广州创建南海神庙。唐朝沿袭隋制，延续对南海神的祭祀，祈求“海不扬波”“广利生民”。 | 图虫创意©

与此同时，马六甲海峡已经成为东西方交流航线的不二选择。

在玄奘西行归来的20多年后，唐朝和尚义净踏上了求法之路，从广州乘船前往天竺。

当初玄奘取经归来时，沿着陆上丝绸之路，马不停蹄地走了几年，才返回长安城。而据义净记录，他在广州乘坐波斯商船，经南海抵达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末罗瑜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途径马来半岛西南侧，最后抵达印度，全程可缩短至三个月。

穿越马六甲的“广州通海夷道”上，不仅有来自波斯的商船，还有很多南洋国家的官船。

义净西行求法，前后历时25年，游历30多个国家。在这趟漫长的求学之旅中，他邂逅了早期的华侨群体，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义净去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宝利佛寺居住，前后共十余年。有人认为，他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

唐朝开放包容，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影响遍布当时的世界，直至后世。现在，海外华侨仍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将华人华侨的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据元代汪大渊的记载，渤泥人（今文莱一带的古国）尤其“敬爱唐人”，喜爱唐朝的风俗文化。每当旅居渤泥的唐人在街上喝醉酒了，渤泥人就会搀扶他们到自己的住处，好生款待，奉为上宾。

可见大唐的水手到了渤泥国，还能免费地蹭吃蹭喝。

历经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盛极而衰，“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外国通商、朝贡之路进一步转向闽粤海上通道。

1987年，在广东阳江市的南海海域，发现了国内的第一处保存完整的沉船遗址。这是一艘南宋的木质古沉船，800多年前，它在海上丝绸之路运送销往海外的瓷器时失事，从此沉没海底。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南海1号”。

2007年，“南海I号”打捞上岸。这艘出海运送瓷器时失事的南宋古船，共出土18万余件文物精品，其中有大量来自泉州的货物，包括德化窑出产的瓷器、安溪青阳的铁器。

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另一座港口——泉州，强势崛起。

▲泉州古城航拍，图中为朝天门 | 图虫创意© 

在中国东南的黄金海岸线上，广东的珠江口正对着南海，有南亚、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海峡纷至沓来，而福建依山傍海、地少人多，沿海居民同样敢闯敢拼。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福建“漳、泉、福、兴化（今莆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无论是豪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纷纷造船下海经商。

自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主管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货物检验、税收等）起，泉州逐渐跃居“东方第一大港”。

到南宋高宗在位时，泉州所交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历史学者郑学檬认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占城稻引入中原，正是和福建人通过南海长期往返占城、安南有关。

占城（今属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当地盛产高产耐旱的优质米种。北宋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但人多粮少，粮荒紧迫。若逢洪涝、旱灾，民间粮食更加匮乏。

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占城稻通过南海航线传到福建。

当时的闽商，尤其是泉州商人有通过南海往来贸易的传统，经常举村举家移居，偶然间发现了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的优势，于是把种子带回家乡，并广泛种植，岁岁足食。

占城稻通过从南洋回来的商人在福建迅速推广开来。宋真宗得知占城稻种的优点后，不仅引导民众种植，还在皇宫后苑亲自耕种，命近臣跟着一起观察稻米的长势，等到秋收后拉着大伙儿一起品尝新稻米做成的饭。

《宋史》记载，“帝（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21）年间，占城稻从福建推广于江淮、两浙等路，带来了一次“粮食革命”。

东南沿海居民也如生命力坚韧的稻谷一般，随风飘向南海，洒落在彼岸的土地上。

▲泉州开元寺 | 图虫创意© 

在南海的航线上，除了物种交换外，还有人口迁移。

两宋时期，大批华人出海经商、谋生，许多人从此常居海外，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

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走上人生巅峰。

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又能说会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颇得国王器重，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

在国外住了十年后，“海归商人”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衣锦还乡。

有钱能使鬼推磨，据南宋洪迈《夷坚传》记载，王元懋回国后，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可谓显赫一时。

宋承唐制，敞开国门，在鼓励出海的同时，也欢迎老外居留，并在广州、泉州等主要港口城市划立专门的蕃坊，供其居住，常有蕃商带妻儿来华定居。

《桯史》记载，占城蕃商来华移民中的佼佼者当属蒲氏，他们被称为“白番人”。

蒲氏一族最有名的人是蒲寿庚，他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亦官亦商，富甲一方。史载，蒲寿庚的祖先本是侨居占城的阿拉伯人，他们到中国做生意，却在返程途中遇到坏天气，海浪滔天，不敢出海，于是请求留在中国，先定居广州，后迁至泉州。

蒲寿庚在南宋经商起家，却于宋室衰微时见利忘义。南宋灭亡前夕，张世杰等忠臣拥立小皇帝赵昰，到泉州命蒲寿庚派遣舟船相随。蒲寿庚却闭门拒命，表示已经上表降元，不再听从宋朝号令。

蒲寿庚降元，使宋室失去经济上的一大支援，而蒙元得到蒲寿庚的财力相助，无异于如虎添翼。

南海航船的繁华如梦，最终化作一曲亡国的挽歌。

在珠江奔流入海的崖山，宋室君臣最终逃不过覆灭的悲剧命运。

▲广东新会崖门古战场遗址 | 图虫创意© 

唐宋之后，中国船只从南海出发，驶过印度洋后，甚至可到非洲东海岸。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一艘帆船从当时的国际大港口泉州驶出，开始国际远航，南下爪哇后，它将渡过印度洋，前往西亚。

船上载着远嫁伊利汗国的阔阔真公主，以及护送其出嫁的三名专使。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他要乘坐这趟航船返乡，结束在中国长达17年的生活。

泉州港也称”刺桐港”。相传，五代十国时有位节度使为了扩建泉州的城廓，在城内种满了刺桐树，每到花开时，满城红红火火，风光如画。马可·波罗后来回忆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马可·波罗不但在这里亲眼目睹了刺桐花开的盛景，还见证了中国的陶瓷、丝绸运销至世界各地。多年后，他的回忆录《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成为畅销书，书中对中国的描写，使西方人相信遥远的东方是一个财富取之不尽的聚宝盆。

▲13世纪，马可·波罗旅行路线 | 锦绣人文地理

在马可·波罗最后一次望向泉州港的40年后，南昌人汪大渊来到泉州，乘坐商船出海远航。

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年方弱冠便致力于扬帆远航，考察各地风情。

自20岁起，汪大渊两次从泉州港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等地，前后漂泊十余年，回国后将旅途中的见闻着手编写成《岛夷志》，后节录为《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书中，写了海外华人的生活情况、各地居民的生活风俗、中国商品的外销路线以及沿途诸国的山川形势等。

该书尤为可贵的是，汪大渊凭借当时所能掌握的知识，将南海诸岛的地貌系统命名为“万里石塘”。

汪大渊论述道，南海上的群岛是由潮州南部海域发出的三条地脉组成，这三条地脉向西南延伸，分三支至南海诸岛，从而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联成一体，号称“万里石塘”。这种说法，实际上概括了南海海盆地貌的形态，有着先进的科学价值。

《岛夷志略》中除了涉及亚、非诸国的内容外，还有两节疑似澳大利亚的见闻。长久以来，史学界认为，澳大利亚的发现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后。

目前，西方学术界尚未认可汪大渊比西方人早200年到达澳大利亚的说法，但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汪大渊凭借对世界历史地理的贡献，被西方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有时候，个体的力量不容小觑。

明朝时，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在游历西洋诸国说，我跟随船队历涉诸邦后，对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才知道汪大渊的著作不是在胡说八道。

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带着大批宝物返航时，碰到了一个麻烦的对手。

当时，马六甲海峡的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有一伙海盗盘踞，为首者名叫陈祖义

，祖籍广东潮州。

陈祖义极盛时期，集结海盗上万人，坐拥战船近百艘，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但陈祖义依然肆无忌惮地称霸一方。

郑和船队途径马六甲海峡时，也被陈祖义当作劫掠的目标。

但这一次，“海贼王”不太走运。

当地有个华侨叫施进卿，是广东人，他得知消息后，偷偷地将陈祖义的计划透露给郑和。

郑和便施巧计，在海风大作、乌云翻滚的夜里驶过陈祖义的地盘，同时熄灭船上灯火，让士兵埋伏起来。陈祖义以为郑和与船员们已经睡下，便划小船驶向郑和所在的宝船。

等到海盗们接近，郑和一声令下，发动突袭，霎时间火铳齐发、箭如雨下，当场杀死海盗5000多人。纵横南海多年的陈祖义被逮捕，押回朝廷，斩首示众。

之后，明成祖朱棣诏命此前协助郑和的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

▲陈祖义，明初盘踞于南洋的大海盗 | 影视剧照

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插曲，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站在国家历史的视角来看，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航海行动，那时，欧洲人尚未开始探索通往亚洲的新航路，西欧的势力也还未延伸到太平洋，东亚与西亚之间的各条航线掌握在亚洲人手中。

渤泥国的国王在见识了郑和壮观的船队后，恭谨地接受明成祖的敕封，并带着老婆孩子、大臣等100多人，乘坐远洋大船，经南海抵达福建，请求到南京朝见，并奉上犀角、龙脑等特产。

渤泥王对朱棣说，中国圣人的德行教化在渤泥广受尊崇与学习。

朱棣大悦，当即赏给渤泥王及其家人大批赏赐。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与水土不服，渤泥王竟在抵达南京一个月后就病逝了，他临终留下遗言，请求遗体安葬中华。

朱棣尊重其遗愿，将渤泥王厚葬在南京安德门外东向花村的乌龟山，树碑立祠。

渤泥王对大明的崇拜，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在海外建立威信、联络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成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郑和的航行难以称得上是一场冒险。郑和船队是沿着一条确定的航线宣扬国威（可能还有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等原因），而非开辟新航路。

真正的探险者，是千百年来从南海扬帆而来的闽粤先民。早在郑和的船队到达这片海域之前，这里已经是他们往来不息的伟大航道。

明末清初，众多势力庞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纵横海上。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十八芝”，在吞并李旦、颜思齐、刘香等集团后发展壮大，独揽东南海域贸易大权。

郑芝龙集团鼎盛时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晋江市西南部）为大本营，拥兵数万，船700艘，“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

郑芝龙的船队闻名海内外，马尼拉的华人富商一度被称为安海人。荷兰人曾统计，当时中国人一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其中三分之二为郑芝龙及其盟党所有。

在地理上，福建以东的台湾海峡把守着东海与南海之间的过渡空间。后来，正是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出兵横渡台湾海峡，驱逐荷兰军队，收复台湾。

▲[明]仇英《职贡图》中的渤泥使者 | 网络

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今菲律宾的巴丹半岛，一个天主教神甫将中国船只的到来当作每日的祈祷内容。

每年，当满载粮食的中国商船从南海驶入马尼拉时，总是能缓解当地饥荒，拯救大批饥民。因此，这名神甫将这些中国船只称为“上帝的恩赐”。

在东南亚，中国长期在商品、航运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也是这片海域繁荣发展的维护者。当欧洲人初次到达菲律宾时，他们曾误以为菲律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从16世纪开始，野心勃勃的西方人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号闯入这片文化交融的海域，凭借载有坚枪利炮的战船在南海周边掠夺资源、攻城略地，打开马六甲的大门，开启殖民时代。

但欧洲人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产业，遵循的是中国人的规则与观念。于是，伴随着殖民统治，他们展开一场“去中国化”的运动。

▲18世纪，东印度群岛地图 | 网络

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侵占吕宋，杀吕宋国王，之后对当地华侨发起6次大规模屠杀。

在殖民恐怖的笼罩下，受压迫的南洋华侨奋起反抗。

明万历年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为攻打其他国家，强征在吕宋的250名青壮年华工充作军人，以福建晋江人潘和五为哨官。

在战舰远航时，西班牙殖民者命令华侨划桨驾船，日夜兼程，不可歇息。船员稍微停下来喘气，则免不了被鞭笞。

潘和五等不堪受辱，伺机起事，在一天夜里溜进了总督所在的船舱，将其杀死。随后潘和五高举总督的首级，吓得洋兵一时惊恐，不敢近身，潘和五便和其他华侨抢过船只逃生，跑到交趾（今越南）。

当时，无论是中国南海，还是东南亚海域，都飘荡着西方殖民者贪婪的身影。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等先后在此建立殖民统治，打破原有的商业秩序。

1740年，爪哇的华人为了反抗荷兰人的殖民统治，联合当地人攻打荷兰人的据点，却在雅加达（今属印度尼西亚）遭遇苦战，以失败告终。

荷兰殖民者为了报复反抗的华人，下令杀死雅加达所有被捕的华人，炮击华人聚居区，洗劫华人商铺，近万华侨遇难。史料记载，这场屠杀过后，雅加达的河流都被染成了红色，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作“红溪惨案”。

▲印尼雅加达大教堂 | 图虫创意© 

明清政府对殖民者屠杀华侨一事鞭长莫及，而他们对海外华侨的长期漠视，使得南洋华侨在面对殖民入侵时孤立无援。

直到清朝前期，朝廷对南洋华侨仍是一种负面的态度。按照传统观念，海外移民属于“数典忘祖”“自弃化外”，因而听任其自身自灭。

他们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开辟者，却一度被国家遗忘。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关系，海外有许多明朝遗民的聚居地。

清朝出于政治安全考虑，曾厉行“海禁”，杜绝华人出洋，同时限制出海的华人归国，规定“已在番地娶番妇，生有子女，与夷人结有夷人结有姻娅，并庐墓田业，情甘异域者，照例安插彼地为民，永不许其进口”。

1740年“红溪惨案”的消息传到国内，乾隆帝闻讯后竟然指责受害华侨：“于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清廷对东南亚发生的剧变，只是听之任之。

▲清代广州十三行：图中可看到怀圣寺、六榕花塔、镇海楼等广州代表建筑 | 网络

华人下南洋的历史由来已久。

清代徐继畬对此有过一段描述：“明初……闽广之民，造船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妻，留下不归者。如吕宋、葛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

许多南洋华侨虽有落叶归根的心愿，但更多时候还是“落地生根”，在东南亚诸国定居下来，形成实力雄厚的移民族群。

南洋华侨以闽粤人为主。他们为了在海外异域安身立命，组成各种帮会以抱团取暖，而这些帮会与地缘、方言、宗族息息相关。

到晚清，南洋华人主要分为五大帮派：

说闽南语的福建帮，祖籍地多为泉州、漳州等地；

说粤语的广府派，祖籍主要在珠江三角洲；

同属闽南语系的潮讪帮，多来自今潮汕三市一带；

操客家语的客家人，来源由三系组成（嘉应五属，惠州十县，福建与粤东丰顺、大埔）；

从海南岛南下的琼帮。

这些移民在南洋建立会馆，发挥各自优势，大量占据了南海及其周边的造船、航运、茶叶、木材、绸缎、橡胶、蔗糖等行业的市场。

随着清末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清王朝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

清廷这才想起南洋华侨也是“大清子民”。于是，为了团结海外华人，清朝对待华侨从消极政策转向积极拉拢，并颁布《大清国籍条例》。

其第一条规定：“生而父为中国人者；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母为中国人而父无考或无国籍者。以上人等无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近代以来，南洋华侨或带回大量财产，或归国参与建设，在民族危难之际不忘家国，为国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

“涨海潮生阴火灭，苍梧风暖瘴云开。”

到如今，从南海扬帆远航的中国人，仍在南洋书写传奇。

▲1940年，陈嘉庚等爱国华侨慰问抗战军民 | 网络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

（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 :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墓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德）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

刘志伟：《广州三重奏：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