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ncastellamento到Inecclesiamento：修道运动与封建主义的空间逻辑

作者简介：Michel Lauwers 1963年生于比利时，1992年毕业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获博士学位，论文导师为雅克·勒高夫。现任教于法国尼斯大学。代表作有《公墓的诞生》（Naissance de cimetiere, 2005）。

Michel Lauwers

本文将集中讨论封建主义的空间逻辑，这个问题也可表述为，社会及其统治结构如何在空间中展开，更准确地说，如何在某些地点展开。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史概述，对现有成果略加盘点。第二部分阐述教会的“极化”（polarisation）进程：宗教地点是如何逐渐成为社会格局的中心（尤其是在第一封建期）的？在此我将再思前些年提出的inecclesiamento概念。第三部分着重探讨修士和修道院在中世纪社会的空间组织化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学术史概述：incastellamento，encellulement，教会极点我们可以认为，皮埃尔·图贝尔（Pierre Toubert）1973年出版的论著《中世纪拉丁姆的结构》，某种意义上说是众多中世纪史家思考封建主义空间逻辑的出发点，虽然这个说法或许有点武断。大多数史家都认为，封建时代是个“国家解体”的过程，这是加洛林帝国解体后西方社会的特征，不过皮埃尔·图贝尔提出的关键概念incastellamento，旨在解释920年代到11世纪最初三分之一世纪之间，他认为在拉丁姆和萨宾地区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迁。Incastellamento指的是这样一个转变过程：脆弱、分散的居民点向严格围绕设防村庄的聚落形态的转变，这个进程有一个萌生的过程，随后便成为意大利中部领主制的普遍形式：人员围绕城堡（castrum）的集中有利于地方豪强（dominus loci），他可以借此实行强大的社会控制。因此Incastellamento被定义为某种设防的过程，领主制就是在这个框架内立足，众多居民点则集中于从前无人占据的地理高点；根据皮埃尔·图贝尔的看法，居民点的重组伴随着农业用地的重新调整。所以Incastellamento涉及三方面的现象：1）人口的集中；2）居民点坐落在设防的高处；3）地理辖区的构建。皮埃尔·图贝尔在提出这个理论时，意在强调这一点：新城堡（castra）是整个社会大厦的“结构性支柱”。因此，在居住空间的重组和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便建立起了紧密的关联。保罗·德罗古（Paolo Delogu）说，图贝尔的论著在意大利史学界掀起了一场“飓风”，它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Incastellamento不仅启迪了一些意大利学者的研究，这一模式也被认为可以有效地解释10-11世纪加泰罗尼亚和普罗旺斯领主制的发展。在地中海世界之外的地区的研究中，这个模式也有传播。1980年代，罗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提出了encellulement的概念，将这个模式移植到了其他地区，当然他也重新定义了这个术语，因为他认为，居住社区固定于某些确定的地点，如城堡或教堂周围，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中世纪西方的社会动力学特征之一。人们不会认识不到，福西耶的看法具有认识论上的重大意义，因为他把一种描述地中海封建主义形态的模式，提升为一种普遍概念，可以认为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一大特征。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将“封建社会”奠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但此时封建社会可以通过其空间维度进行分析，人员集中于某些特别的地点就是空间维度的特征所在。Incastellamento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对书面文献的分析。在拉丁姆地区，教务会档案、伐尔法和苏比亚科修道院丰富的文书，可以揭示920年之后几十年中某些城堡的兴建，对此皮埃尔·图贝尔确定了一个年代序列。1980年代，当Incastellamento范式流行开来时，真正意义上的中世纪考古学才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发展起来，考古学可以让我们掌握城堡建立的整个物态形式，并可验证城堡对居住状态的影响。另外，考古资料还可校验罗伯特·福西耶的encellulement概念，在法国，他是最早尝试将考古发掘成果融入对封建社会之分析的学者之一。今天，对二三十年的考古研究进行盘点之后，首先可以指出的是，继承自古代城市和庄园（villae）的居住点的密度和多样性，此前，由于缺少有关中世纪早期结构的物质性资料，人们曾认为居民点非常稀少，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此外，最近的考古研究都使我们可以对incastellamento模式提出认真的修正，可以更为公允地评估罗伯特·福西耶提出的encellulement的进程。修正尤其涉及如下两个方面。

Chauvigny: Settlement around a castle

1. 第一点涉及 Incastellamento的节奏和构成元素：考古学认为，与城堡相关的空间转变应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Castra（城堡或城寨）的建立，不应该仅仅归结为千年前后几十年内的现象，此前人们依据书面文献得出的就是这种看法。实际上，某个地点设立城堡的日期，往往与它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存在很大的时间差。另外，考古研究的现有成果也要求分解incastellamento的进程，应该区分其中的不同要素；甚至连某个城堡奠基（fondation）这样的概念也应该受到质疑，因为奠基并不能说明城堡聚合体复杂的孕育和转变过程。的确，在1980年代中期，经典的阐释模式就已经被动摇，因为它仅仅基于文本资料，质疑来自墨尼克·博罕（Monique Bourin），她区分了两种castrum：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堡，作为居民聚居点核心的城堡，二者的年代分别是10-11世纪和12世纪后半期-13世纪。考古学使我们对这类现象的理解更为深入了。埃蒂安·于贝尔（Etienne Hubert）曾在图贝尔研究过的拉丁姆和萨宾地区进行考古调查，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高处的设防点早在920年之前就出现了，几个居民点甚至在7-8世纪就在高处建起来了。当然，10-11世纪也出现了很多设防点，但它们对居住状况没有发生影响。如果设防点的出现从机制上说并不引起居民的集中，则这种集中早在设防之前就完成了，因为设防有时迟至12-13世纪。换言之，我们应该区分几种相对独立的现象（居民点移向高处，人员的集中，设防），但Incastellamento将它们融汇成一个整体进程。相反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一个多面向的进程，它们在拉丁姆和萨宾地区往往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应该承认或区分此类前后承继的多重现象，它们的次序各有不同，整个历程绵延几个世纪。在托斯坎纳，里卡多·弗兰科维奇（Ricardo Francovich）及其学生的研究同样表明，incastellamento是“一个十分缓慢的渐进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形式的城堡缓慢在业已存在的居民点中心扎根，然后依然十分缓慢地改造着它们”。古代世界通行的社会空间组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城市，另一个是庄园（villa）体系，它从5-6世纪开始开始逐渐消失，意大利半岛和西方其他地区出现了第一批高处居民点。劳伦·施耐德（Llaurent Schneider）已经证明，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高卢南部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居民点高移现象，不过他认为，从规模和地点功能来看，这种现象存在很多种类型。人员的聚集随后开始加速，但不只是聚集于高处，而且高栖（perchement）并未导致平原地带定居点被遗弃；有的时候，整个居民点体系呈现一点等级化态势，但并未出现里卡多·弗兰克维奇和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强调的领主制形式。今天可以确定的古代晚期的高处定居点，大部分在使用一两个世纪后就被废弃了。研究者普遍提醒，早期高处定居点和“第一封建期”的定居点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另外，某些5-6世纪聚集起来的定居点，可能在后几个世纪的塔楼建设和加固过程中发挥过某种作用。在10-11世纪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背景中，从意大利到欧洲北方的许多地区，新的设防居民点几乎到处出现，形态上再次呈现多样性，但都带有塔楼（诸侯或领主修建的），而且石材的使用更为频繁。塔楼有时来自现有建筑的改造或加固，10世纪朗格多克地区文献中的villa cum turre（带塔的寨子）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设防加固和高点栖居，并不立刻对居民聚落产生影响：农村居住形态长期是分散的，只是在相当晚时（11世纪末、12世纪或13世纪），居民点的集中和固定才成为常规。2. 考古研究的第二个效应，是突出了宗教崇拜地点和墓地与中世纪西方社会空间结构演进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首先兴起于英格兰，随后也在法国发展。就在考古学家开始对宗教地点、墓葬空间和居民点发生兴趣，罗伯特·福西耶在总结公元千年前后几十年的特征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1990年代，围绕“教堂的周边环境”和“基督教墓地考古学”，学界推出了好几项集体研究，这两个主题也是两部法语出版物的标题；这些研究表明，居民点一般是根据教堂和教堂墓地而组织起来的，这一现象发生在领主城堡建立之前；在某些地区，将居民聚集在一起的城堡，经常是嫁接在已然人气很高的宗教和墓葬地点之上。这样的研究最近在意大利也有展开：在发生incastellamento的土地上，人们发现了涉及宗教崇拜地点及其周边环境的系统性资料，这些资料同样可以揭示上述地点和条件在居民点的固定化和乡村景观形成中功能。如果人们要探讨中世纪早期高栖地点与封建时代的设防点之间的连续性或无连续性，教堂——我们后文将看到，它的稳定性出现得更早——更有理由成为观察长时段的地点演变的出发点。很多研究都已揭示，墓葬空间和宗教崇拜地点的相互接近，以及围绕教堂和墓地的农村居民点的重构过程。在法国，有些研究——首先涉及诺曼底（基于对 Mondeville，Giberville，Portejoie 的大型考古发掘），随后涉及皮卡迪和法兰西岛——将下列转变的开端期确定在7-8世纪：从旷野中的坟墓转变成成排的墓地，后者取代古代的墓葬（nécropoles），古代的形制被抛弃，新的墓地则出现在靠近宗教地点的地方，而宗教地点又经常与居民点相连。类似的现象也见于更南的地区，那里的古代墓葬看来已被逐渐遗弃，从6世纪起就被靠近教堂的墓地（sépulture）取代，我们在伊泽尔省的Larina和埃罗省的Lunel-Viel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在墓葬考古领域，最近的成果来自几个大规模的发掘项目，有些发掘相当完整；这些发掘点曾被使用了好几个世纪，如在Larina和Lunel-Viel，以及图兰地区的Rigny-Ussé，Saint- Mexme de Chinon和鲁西永地区的Vilarnau（这里只提几个法国的考古点）。对它们的研究表明，古代墓葬的弃用和教堂、墓地、居民点的固定化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关联。考古学家在乡间发现的“孤立的”墓地群和坟墓越来越多，它们向教堂周围的成排墓地的过渡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遵循某种有序的规则；在上述两种情形之间的中间状态，有时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两种模式之间当然也有一些中间形态。教堂与墓地相连的格局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些时间，其间仍存在一些没有宗教中心点的居民聚落。最后，要精准确定宗教和墓葬地点周围的聚落之形成的年代学，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早期的这类聚落被研究者称作“宗教村庄”（villages ecclésiaux）、“修道院城镇”（bourgs monastiques）、celleres，sagreras，“有居民的墓地”（cimetières habités），但它们几乎只见于11世纪之后的书面文献，甚至12-13世纪才有记载；至于它们的物理形态，通常只有通过近代的测量记录和地籍册才有所了解，有些情况下也有景观遗留痕迹作为辅助材料。虽然有上述不明确之处，最近对宗教地点和墓葬空间的研究还是能勾勒出一幅类似今天的城堡演变格局的画卷：结构性要素的确立、人口的集中和定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各种调整，有时还会不断搬迁。此外，古代和中世纪之间居民点发展的动力学应该可以通过以“聚居体系”来描绘和理解。这当然不是说教堂及其墓地（当然还有城堡）在中世纪居住形态的社会空间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是要求研究封建主义的史家更为准确地描述这种作用。不过，在考古研究不断发展的同时，几位史家也试图以更合宜的方式评估封建社会的空间组织方式。1996年，阿兰·盖罗（Alain Guerreau）在一篇题为“封建空间的特征”的奠基性文章中提出，中世纪人对空间的呈现并非“同质”的方式，不是以我们的概念、通过广延或平面等范畴来理解；毋宁说，他们感知的空间是“非连续的，异质的，每当出现极化地点（endroit polarisé）时就会有这种情形”。这种通过“地点”（lieux，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而极化的空间观念，与“去地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的进程是相适应的，后者是与古代世界的现实发生断裂的过程：罗马帝国的领土组织和意识形态，基础在于城市的支配模式；但中世纪早期的社会关系更具等级化和依附性，当时的权力中心也更为多元和多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圣徒地点（保存着受人敬重的人物的遗骨）和神圣地点（受到教会当局的祝圣）就比其他地点更具“极化”特征。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已经意识到，教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各种社会关系凝结在其周围的固定地点，而最近几十年来，中世纪史研究者仔细探讨了教堂和墓地推动的“极化”（polarisation）形式，并且赋予极化一词更宽泛的意义：原则上说有双重的极化，积极的和消极的，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存在这种两面性，但它随后在史家的使用中逐渐消失了。不管怎样，“极化”概念的重大意义表现为，它与最近考古研究提供的资料和观念（如“聚居体系”）颇为相符，尽管后者所处的背景有所不同，人们可以认为后者是宏观层面上的问题。极化一词不仅指，甚至不必然指形态学意义上的人口聚居或集中。例如，在一个居民点分散的体系中，一个宗教地点完全可以扮演“极化”角色：房屋和土地的分散，或它们与宗教地点的距离，并不意味着缺少结构性、参照点，以及社会控制。还应该指出，有些研究并没有将incastellamento提供的模式视为探讨教堂和居民点关系的出发点，如有关：1）人类聚居的地形学，聚居可以呈现在物质性的建筑中（或有一定程度的集中，或比较分散）；2）“极化”现象，它既牵涉社会表象，也关系社会实践；3）景观形态学，它的发展比有关聚居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缓慢得多。另外还需仔细评估居民点转变的性质和它与宗教及墓葬空间的关联；应该在教区的老教堂周边进行更多的考古发掘，这里经常位于当下聚落的中心，但最近的一些发掘揭示的是后来被废弃的中世纪早期居民点（离现在的城市和村庄有一些距离）。根据“极化”的逻辑，教会和墓葬“极点”被置于社会格局的中心，它涉及人及人际关系的空间化（spatialisation）进程，这个进程是渐进的，但在中世纪时期又是连续的，到中世纪后期，社会与地点，至少是与某些地点的关系，已经构成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我们将要考察的现象的长时段和复杂性，并不排斥某些明显趋势，也不排斥累积效应和临界点的存在，而这正是下文要讨论的。存在 Inecclesiamento 进程吗？历史和考古研究面向的事实虽然存在众多层次和侧面，但一些基本要素汇聚在一起，还是足以阐明教会“极化”历程的阶段和节奏。教会的网状结构，墓葬极化效应和共同体化现在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教会的网状结构（maillage）在中世纪早期即已成型，并且很早就稳定了下来。根据伊丽莎白·查多拉-里约（Elisabeth Zadora-Rio）对图兰地区的系统研究，中世纪晚期的堂区教堂网络在900年左右就已大体成型，也就远在修士拉尔夫·格拉贝尔（Raoul Glaber）之前就已出现，尽管他在其《史书》中对这个教堂网络有句名言：西方世界从此“披上了教堂的白袍”；这也远早于大部分宗教地点首次出现在书面文献中的日期。这里只提几个最近考古案例：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希尼（Rigny）教堂，考古学家认为它出现于7世纪末，但直到12世纪末才出现在书面文献中；在埃罗省，Lunel-Viel教堂可能6世纪就开始兴建了，但同样直到12世纪才作为“堂区”出现在一份文件中；东比利牛斯省的Vilarnau教堂，考古发掘认为它建立于9世纪末，但直到13世纪才见于文献。所以，宗教建筑兴建的时间，与它出现在史家利用的文字材料中的日期，往往相差几个世纪。实际上，文献大量提到教堂，是在“第一封建时期”，也就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后半叶之间，当时文字记录的使用有了极大的增长，尤其是出现了新型的文档，如国王和皇帝确认财产权的文书，随后还有教廷的相关谕令（文书中会提到教堂，而其中很多教堂是首次出现）。这类文献记录并不佐证教堂的建立，但它的确能表明，在10-11世纪，各种社会角色已经意识到宗教建筑越来越就有结构化的功能。

Cluny

今天，学者已就西方几个地区教堂网络的形成提出了一种假说：当加洛林主教和君主们接管中世纪早期的教堂时，当时的数量可能没有后者的数量多，甚至11世纪实现等级化和重新分类之后，也仍然没有中世纪早期多。不过，我们不能混淆宗教地点的数量（对此我们很难准确评估）和它可能扮演的社会角色。如何衡量这些宗教地点带来的“极化”效应呢？就景观和社会习惯而言，教堂的首要和最确定无疑的作用，就是它将周围的墓地吸引并其中在了一起，这已被最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所证明。由此形成的宗教空间与丧葬空间的联合，可能是基督教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因为它不同于古代的异教信仰，也不同于犹太教。在中世纪早期，这种关联性还只是众多关联中的一个：在城市阶层，在教堂边上布置墓地长期是个非常规的做法，还没有成为通例（在城区，丧葬区域同宗教地点的结合，当时可能只系统性地存在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在较小的聚落和乡间，早期围绕教堂的墓葬区还曾与古代的墓地共存过一段时间，如在六世纪的Lunel-Viel，死者被放置在三个不同的墓葬中，只有最新的一个与教堂连在一起；较小的墓地群，甚至考古学家所称的“孤立”墓葬，几个世纪里仍被置于集体墓葬区的外面，但它们有时也位于居民点的中心。所以，教堂与墓地的结合是缓慢和渐进地发生的，应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有哪些推动因素。不过，由于我们掌握实物资料的遗址较少，难以提出可靠的结论，更何况准确的文献资料也很稀缺，如要定义已发掘的宗教遗址的地位，恐怕失之鲁莽，因为这种地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可能发生变化。当然有一些周边很早就布置有集体墓葬区的教堂，教堂很可能是由修士主持的，有如古代晚期城郊的殉道教堂和中世纪早期盎格鲁-萨克逊城市中的minsters，要么这类教堂附属于修道院，希尼教堂就是如此，它是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一处产业上建起来的，原址可能是用来储存农产品的建筑。这里应该提醒的是，修道社区是最早存在活人与死人同居的地方：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僧侣规章明确规定，“应该将修士兄弟的遗体埋在一个独特地方，他们曾因爱的统一而一起生活，死后也应团聚在一个地方。”修道院模式随后以不同的路径在整个社会传播并确立下来。在中世纪早期，一些权贵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所谓“私人”或“家产”教堂（Eigenkirche），它们同时也是墓葬地点，为设立它的贵族群体专用；当然，作为宗教礼拜地点，它有时与住所离得很近，或者非常近。这类纪念之所（memoria）或礼拜堂（oratorium）可能是古代的家族墓葬地的延续。不过，一座教堂，不管多么“私人”和“家产”，都远不止是个纯粹的坟墓（mausolée），这是这个术语本来的意义：因为坟墓从此跟某个地点的神圣性结合了起来，因为基督教的礼拜地点推动了聚集效应，这种聚集不仅限于亲族之内，而是要参与构建一个更大的集体，不久这种集体性就被等同于教会（Ecclesia）——在这种结构中，不管被埋葬者是否扩展到亲族之外，都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阐明。最近的几个案例表明，此类宗教地点存在中间形态，它可以是大公墓中的小坟墓的替代形式，此后在堂区教堂周围安葬的习俗才普及开来：在伊泽尔省的Larina，在位于高点的教堂内部和周边，6世纪就建起来第一批坟墓，而古代的公墓还在使用；新坟墓可能是首领的，它们的边上是其他居民的墓，位于教堂的边上；在吉伦特河口地区的Jau-Dignac，7世纪时在古代废墟上修建了一个小教堂，教堂中有特权者的墓，如早期的石棺所揭示的，之后教堂才向其他群体开放。在索姆省的Saleux，7世纪时布置的早期坟墓，是以一个木制建筑物中的大石棺为中心的，这座建筑物到8世纪改建成一所木制教堂，10世纪以石材重修，并吸引了几百个坟墓。这种现象使人们推测，最初属于“私人”或“家产”性质的教堂，逐步吸引了贵族群体之外的居民，他们可能具有某种社会意识，能够为贵族的统治提供合法依据。贵族家族（familia）成员——家人或依附者，即存在亲族关系或领地上的依附者——造访宗教地点，以及他们死后埋葬在主人身边，看来都在这个进程中起了某种作用，而且肯定增强教堂的功能，至少是宗教当局的控制。围绕宗教地点安排集体埋葬区的做法，伴随着葬礼习俗的转变。至少教堂与坟墓相连的新格局，与墓中家具陪葬品的消失，尤其是与坟墓日益明显的无差别性同时发生。与古代的陵墓，以及开阔地带的墓葬群相比，教堂周边的墓葬空间呈现程度不一的有序格局，它经过了某种排列，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它源于新的习俗和姿态，如对坟墓的反复利用，起初这个做法是暗中谨慎地进行，随后变得更为频繁，人们还会削减尸骨，尸体保存的完整性已经越来越不受重视了，最后导致墓中的骨骸交错混杂在一起。这是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的原因不能以墓地空间不足来解释，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当时还不必堆砌尸体；毋宁说，它表明古代社会十分强固的坟墓不可侵犯原则走向了式微：随着埋葬区的混杂成为通例，个体坟墓或抢夺墓地的观念逐渐消失了。克劳德·雷诺（Claude Reynaud）等考古学家曾考察过这个转变的意义，如今人们的理解已经较为清晰，它表明的是社会感知和习俗中的深层变革。在环绕教堂的墓地中，埋葬的并不必然是有亲族关系的个人，这与古代和中世纪刚开始时的情况不同，但埋葬的“可能是基督徒，或者说他们的骨骸”。不关心完整地保存骨骸，并不等同于对丧葬不够关心敷衍了事：要明白这一点，只需联想一下各种处理手法、迁移、碎片化和仪式化的“偷盗”就够了，在这类行为中，圣徒的尸骨也是目标。墓地中死者的无差别化与一种有别于古代世界的观念有关，这就是认为死者从属于某种集体性：死者的社会——生者的社会同样如此——依附于其中的教堂，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就是围绕教堂安排坟墓，而共同体既是尘世的，也是天国的。

祝圣，（重新）兴建和社会的极化在教会的制度化进程中，加洛林君主和主教们采取的措施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时的权威机构宣称，宗教地点属于主教的dominium，主教负责监督其奠基、对它的捐赠和它的维护。8世纪末和9世纪的几份令状都规定，应“重建”或“修复”教堂和祭坛。相反，那些存在于某块土地上的建筑，若被认为属多余，则应被摧毁。最后，如果“教堂和祭坛”的祝圣礼不“可靠”，则应“再祝圣”。在7-8世纪，也就是墓葬区普遍围绕教堂或在其附近布置时，祝圣礼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时安放圣骨和祭坛敷油就伴随有主持祝圣礼的高级教士的进入教堂仪式，还有一个围绕建筑举行游行、将字母刻写在地面上、以及向墙上洒圣水的仪式。在9世纪中叶，祝圣被大大加长：祝圣主教和教士们的游行，要围绕（in circuitu）教堂重复三次，然后还要在教堂内部举行，同样是“走环路”（in circuitu），同时在墙上洒圣水，在教堂的整个地面上（super omne pauimentum）画出标记，以进一步强调宗教建筑的性质，它的结构和它的体内都带有宗教性。这一仪式上的极化，与主教们发出指令，要求信徒定期拜访祝圣过的宗教地点，是同时发生的。奥尔良的约纳斯（Jonas）就谴责“那些很少前往教堂的人，虽然教堂就在他们近旁”。因为宗教地点就在附近，他们的懈怠就更形严重了。从9世纪开始，居民与其最近的教堂的距离，成为教会当局关心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一关切可以揭示，为何教堂网络会重新布置，尤其是因为涨水、沼泽、森林、甚或仅仅因为距离远而增设补充性宗教场所，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信徒，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和病人，能够前往主教控制下的教堂。某些令状集称这样的举措是“在新的村庄（villae）新修教堂”。这种让所有信徒定期前往就近的宗教地点的意愿，很可能与中世纪早期西方特有的一种聚合现象存在关联：这就是教堂、坟墓和居民点的相互靠近。我们甚至可以估算一下居民点与宗教地点的最大距离：895年，Tribur宗教会议第四条规确定，这个距离为4-5千步（mille）。所以，建议信徒定期前往与他们存在某种关联的教堂，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这个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被统治者前往统治者处的必要性之上，在当时，赋税征收的组织、尤其是劳役的实施，就见证了这种关系。加洛林宗教会议和法令规定的什一税征收，也促进了对于宗教网络的某种地域化呈现：“每个教堂都应有一个范围（terminum），教堂就在范围之内征收各个villae的什一税”。虽说宗教地点、坟墓和信徒的住所的靠近，并不必然导致居民点集中到教堂周围，也不意味着远离宗教和墓葬场所的居民点被系统放弃，但宗教-墓葬场所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化效应仍很明显。教堂和墓地虽然并不总是能吸引居民住所，但它们能容纳仓库、地下室、地窖，以及各种家用设施，所以圣地的四周在9-10世纪转变成某种“大为扩张的混杂性设施”：因此劳伦·施耐德指出，“教堂周围存在一个多用途空间（espace polyfocal）”，其中的构成元素，它的外延和更为准确的发展年代，都需要更多的研究。目前来看，对9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高卢南部而言，青贮场地的出现和发展——有时它的面积很大——经常是与宗教场所相连的，那里储存着很大一部分土地收成，构成附近居民消费的储备库，并且肯定促进了乡村生活的共同体化——后来欧洲西北部的谷仓同样见证了这一点。就教堂本身而言，米歇尔·菲克索（Michel Fixot）曾指出，中世纪早期的宗教建筑群（groupes ecclésiaux）消失，让位于纪念碑式的复杂建筑体（ensembles monumentaux），后者将以前分散在不同地点上的功能（如领圣体、洗礼、圣骨崇拜、埋葬）聚集到同一个建筑中。在教堂的这种“纪念碑化”（monumentalisation）进程中，10世纪看来是个重要时期，当时教堂的塔楼、门廊、钟楼与诸侯和领主的塔楼遥相呼应：克里斯蒂安·萨潘（Christian Sapin）就当时教堂的建造问题提供了一些资料，资料表明它们经常是重建。在某些地方，木质建筑经常被石材建筑取代，一些简单的礼拜地点则变成隐修院（prieuré）。从11世纪初开始，有关教堂祝圣的叙述和布道词便在弘扬宗教建筑的这种纪念碑性，这给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一个错觉，仿佛“罗曼式”建筑就此“诞生”了。僧侣拉尔夫·格拉贝尔的名言，西方世界从此披上教堂的“白袍”，也是出现在这个背景之中。建筑物的新格局伴随着墓葬区的重新组织，最近的几个考古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一点。例如，希尼的发掘表明，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教堂重建之后，墓葬区削减了，这与墓地围绕宗教中心的明显集中呈呼应关系：伊丽莎白·查多拉-里约和亨利·贾里涅（Henri Galinié）从中看出了教堂和墓地的新关联。在前面提到的另一个考古遗址Lunel-Viel，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自加洛林时代之后，10世纪的一条壕沟取代围墙成为宗教区域的标记；不过，这并未导致教堂和墓地的分离，相反，宗教礼拜地点与相邻的墓葬区共享一个神圣空间，它同样表明了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意愿，而且在这里，居住空间肯定比希尼更为局促。同样的情形也见于英格兰，如在 Wharram Percy和 Rivenhall，鲁西永的Vilarnau同样如此，这些遗址都可作证，以前分散且不固定的墓葬区稳定了下来，并逐步向教堂四周聚集。在南方地区，9世纪末以后捐赠建立教堂的文献尤其能佐证受保护地带的设立，它位于宗教地点周围，以界线（termini）和其他设施标志出来。在这些地区，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与上帝的和平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主教会议，要求在教堂周边设立界线严格的庇护地带和避难区，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半径为30步的弧形空间。墓葬区向教堂周围集中，与教堂的祝圣同时发生，主教在仪式上使用的《主教仪典书》（pontificaux）便可证明这一点：从10世纪中叶开始，祝圣的对象不仅包括宗教建筑的墙壁，还包括其附属的整个土地，仪典书最初称之为circuitus（圈，环）。墓葬区不久就被定义为公墓（cimetière），这个词在11世纪逐渐流行开。祝圣公墓面向乡村或堂区共同体的全体死者，它的出现意味着孤立的坟墓或坟墓群的消失。令状文书几乎到处都在确认宗教区和墓葬区的统合造成的强大的极化效应：11世纪后半期之后，为了指明一份产业、一块地产，并确定它的位置，书写员不再使用多层套装式的地域区划定位系统（如civitas, pagus, comitatus, villa, 等等）；宗教地点（locus）及它的公墓（cimiterium）构成基本的参照点，而堂区（parrochia）则成为基本的地域参照单位。物质性，观念和长时段与早期教堂的设立和集体墓葬区成型相关的史料都已证明一种教堂极化（polarisation ecclésiale）运动。这场运动在加洛林时期强化，逐渐发展的祝圣仪式突出了教堂建筑的地位，权威当局也在支持一种教堂紧邻墓地的宗教网络的形成。10-11世纪，在纪念碑化和祝圣范围的扩展的双重作用下，教堂和公墓最终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应该提一下随后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便完善上文勾勒的画卷。不过这个阶段已处于本书关注的“第一封建期”的边缘，而且向后延展了很多。该阶段有三大特征：1）从11世纪中叶开始，史学家们习惯称呼的“格里高利改革”包含的意识形态和一整套新的社会实践措施，志在实现宗教机构对宗教地点的排他性管理权（dominium），而这种意图的基础在于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清楚区分之上；2）此后教堂、公墓和居民点就全面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格局将在各地成为模式，并在11世纪末到13世纪之间全面确立；3）紧凑和连续性的地域实体，如堂区和主教区，也开始全面确立，它们从12-13世纪开始几乎成为普遍的空间框架结构。我不久前提出的inecclesiamento概念，就是用来指称这些促进围绕教堂及其周边构建起社会组织和极化空间表象的全部要素。Incastellamento及其各种变体概念，指的是居住空间的突然重构，但Inecclesiamento意味着一个更漫长的进程，几乎与中世纪西方历史相始终，而形态学上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实际上，一个由所有信徒——无论其生死——构成的教堂（或教会Ecclesia），其观念的主要内涵在于教堂与社会整体的同一化。围绕教堂和公墓、或从它们出发而组织起来的若干活动，无非是Ecclesia刻写在社会核心之中的呈现形式。克里斯·威克汉（Chris Wickham）曾说，中世纪西方是个“村庄的世界”，它与以城市和大庄园为核心的古代结构存在一个断裂，但上述空间组织将在几个世纪里让村庄世界重新聚集起来，这个进程主要是依靠宗教地点推动的极化效应来推动的。不过，在宗教神圣地点固定和扩展的过程中，“第一封建期”看来构成一个转折年代，它是罗伯特·福西耶所谓encellulement之中社会关系空间化的推进时期。封建空间组织中的修士和修道院神圣地点极化作用的凸显，在最近有关封建空间的史学中表现为“城堡”的角色相对而言被“教堂”取代；这种转变或可导出下述看法：教堂地位的确立同时意味着城堡被压制，因此宗教地点（由教士或修士控制）和城堡（castra，掌握在贵族武士手中）存在竞争关系：所以接下来应考察一下，在人口的聚集和定居化运动中，“教堂村庄”是否对“城堡村庄”占据优势并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这样的设问并不恰当。当然，incastellamento模式的支持者们还是强调，在10-11世纪意大利中部居民点的“城堡化”（castralisation）过程中，各大修道院所起的重要作用，如伐尔法、蒙特-卡西诺、沃尔图诺的圣文琴佐（San Vincenzo al Volturno）和卡萨乌里亚的圣克莱门特（San Clemente a Casauria）等修道院。如果说僧侣的作用占有支配地位，那可能是因为史料造成的结果：关于10-11世纪城堡的书面文献，基本上是保存在各大宗教机构的大型文献集中，所以这些记录涉及的是修道院的土地。但是，修道院在调整城堡位置时扮演的角色，不仅反映在我们的文字记录中。修道院的土地结构和经营形态，使得修士们可以在传统的incastellamento模式中界定的人口集中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但在实际中，修士们的地产一般比较碎化，分散在各个curtes（农场）中，它们彼此间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条件下，僧侣就必须打造一种被皮埃尔·图贝尔称作“转移经济”或“联系经济”的经营方式，就是说，他们必须在其领地的各个部分之间组织产品和劳动力的转运，也需要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聚集财物和人员，让-皮埃尔·德弗柔（Jean-Pierre Devroey）对这种组织逻辑进行过解读。这种格局有利于集中化机制的发展，而修道机构在其中起到了类似于实验室的功能。不过，修士们实践中的转运和联系的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口的聚集：修道院可以构成一个长期的网络结构，其特征在于极点或结点，而不是人口聚集。当然，在城堡旁边，甚至在它前面，一些宗教地点同样构成某种极点。不过，在中世纪刚开始时，修道院就在教堂的蜂巢格局的形成中扮演着首要角色，这与世俗贵族成员的举措相互呼应。从9世纪特别是10世纪开始，也就是castra（城堡）刚刚出现在文献中时，在国王、皇帝和教皇发出的财产确认清单中，已经日益频繁地列举宗教地点的名字，例如，在奥托王朝颁布的特许状中，教堂尤其成为确认curtis的基准。在很多案例中，前面提到的宗教地点的纪念碑化，与教堂获得某种职能是同步的，有时教堂还被修士改造成隐修院。至于聚集在教堂周围的居民点，它们尤其见于修道院密集的地区，居民点与某个修道院或隐修院联系在一起——但修士并不总是聚居的发动机：他们定居的地方，经常在他们到来之前就被人占用了；但他们经常要把这里变成一个场所（place）；不过，进行“围圈”（enclosure，即以物质化的形态强固集中进程）、对居民点的纪念碑化主要是他们推动的。所以，修道院推动了统治性地点网络的形成，这种地点既有教堂也有城堡，可能二者之间并无相互对立的理由，它们在性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其推动者可能也是如此。正如约瑟夫·摩瑟尔（Joseph Morsel）曾在更具普遍意义的层次上总结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有关社会组织地点的总体性现象，无论在数量的增长还是在物质性转变方面；我们应该避免对它进行完全的分门别类式的考察”。如果说教堂极点和城堡极点的确立都属于同一场运动，那也是因为它们的呈现形式所显示的。早在9世纪，欧塞尔的艾蒙（Haymon d’Auxerre）就把教堂（Ecclesia）视为“城堡阵列”（acies castrorum）。修道院建筑群受篱笆、有时还有围墙的保护，它通常就被看成城寨（castra 或 castella）。在10世纪，罗退尔三世（Lothaire III）的一份诏书（955年）和安瑟主教会议《备忘录》（memorandum，994）都提到克吕尼的修道院城寨（castrum monasterii）；在11世纪，克吕尼的伯纳德（Bernard）和乌尔里希（Ulrich）习惯法好几次提到，修道院像个castellum（城堡）。在11世纪的弗勒里修道院，为了称呼修道院的建筑群，修士艾姆万（Aimoin）说，这些建筑立于“城寨围墙”（ambitum castri）之内，或称“城堡护墙之内”（intra septa castri），它们是“城寨内部建筑”（interiora castri aedificia）；而弗勒里的安德烈（André de Fleury）则认为，应对circuitus castri和circuitus monasterii作明确区分：前者指修道院建筑群，后者指修士们的地产范围。直到11世纪末和12世纪，某些文献中才将教堂ecclesia和城堡castrum视为不仅存在差别，而且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点，这受到了“格里高利改革”的推动。修士们在奠定统治地点时所起的作用，与他们对纪念碑观念和建筑技术的掌握有关。在8-9世纪的西欧，大型修道院经常是以石材建造的，它们无疑是城市之外最精致的建筑体。在修道团体内部，建筑计划会经修士们讨论和细化，然后交给依附于他们的工匠或雇佣工人来实施。对空间结构进行构思的能力，应与修道院编纂古代测量论著有关，这种工作培养了修士们的几何学基础；他们还编纂过维特鲁威（Vitruve）的著作和法文提努斯（Faventinus）的《建筑技艺手册》（Liber artisarchitectoniae），赖歇瑙（Reichenau）和圣加伦（Saint-Gall）的修道院图书馆就保存有这些书稿。修士们的学识，还有他们的手艺、机械和使用的建材，都能为建造、规划和确定宗教场所和定居点作出贡献。从更为普遍的视角来看，各种建筑及其功能的组合，以及大型修道中心中此类建筑之间的流转规则，构成某种可能产生过影响的社会和空间模式。此前的多种建筑元素稀疏地散布在面积较大的空间中，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如今转向了一种更为紧致的结构，各种元素在其中通过某种关联被组合起来，这种组合可被视为社会内部更为深层的变迁的典范。著名的圣加伦设计图——实际上是819-826年在赖歇瑙修道院完成的（插图1）——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表现，它具有观念和测量学上的双重价值。这张图不是对修道院实体的完整再现，也不是加洛林当局确立的理想图式；圣加伦图首先是一种冥思工具，它召唤其审视者在头脑中思索并走遍修道院建筑群中的每个部分：教堂，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建筑物，供修士祷告用的附属小建筑，此外还有寝室，餐厅，地下储藏室，厨房，它们都围绕隐修院回廊布置，回廊边上还有作坊和客房，等等。在圣加伦图完成的时候，修道院地形图中的各个地点，都被视为一个神圣建筑群的构成元素，正如在圣礼书的中提到的，介绍每个地点时都会伴随一番祝福祈祷。

从观念上说，圣加伦图见证了所谓“修道院理性”，这是可以上溯到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阐释概念；这种理性让修士可以对生活地点、周边环境乃至其全部的附属地点进行秩序化；有些地点距离可能相当遥远，但借助领地管理工具，如多联折叠文书（polyptyques），修士们可以实现远距离管理；由此形成的一整套结构，可以说与修道院产业的环形布局有关系：地产围绕某个中心分布，这就要求僧侣书记员和管理者能够在头脑中真正实现从一个地产到另一个地产的巡视。如果不与审视圣加伦图时所需的精神巡览进行比照，这样的巡视大概难以展开。同样的思想习惯（habitus）因而支配着修道院中心与其各个附属空间的组织模式，支配着相关的再现形式，从此这些构成元素都被视为同一个网络的不同部分。环形或巡视理念同样见于国王和皇帝的文书中，如它们会确认修道院产业构成的环形（circuitus）。为了论证这些产业的合理性，教士和僧侣甚至会编写一些圣徒故事，说主教区或修道院的某位圣徒奠基者，曾徒步或骑在驴背上走了一个环形（circumquaque, undique in circuitu），以圈定由某位国王赠与的土地，从此这些土地就是他们的宗教机构的产业了。环形概念使我们思考宗教产业的地域形态问题，而形态部分而言是由宗教机构可能获得的特许权决定的。在中世纪西方社会，最早具有一定程度的界线的地域，就是修道院享有豁免权的土地。早期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自斯塔维洛（Stavelot）修道院，647-648年，国王西格贝特三世（Sigebert III）在修道院两边画出了一片半径为12000步的环形（girum girando），这片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土地布满森林，免受国王税务机构（fisc）管辖，且任何人不得进入。670年，为了保障修士们的安宁，国王希尔德里克二世（Childéric II）将这块地的面积缩减了一半，他任命当地主教、一位宫廷代表和几个“护林员”负责“测量和指定”标志性地点：René Noel记载说，这个委员会从修道院出发，顺着太阳的方向走了个环形，沿途做了18个标记点，大多数都是以自然物为标记。所以，某个修道机构的享有豁免权的土地，应该类似于环形，尽管其规则性程度不一，但都是以教堂为中心点划定的；这样的环形部分而言是一种理念，它构成环形路线（girum girando）的参照；在某些案例中，划界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插图2）。 II从9-10世纪开始，当修士们试图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其产业的环形结构时，他们很可能在以某些中心点为轴心打造更为紧凑的地域实体（缩短各地块与管理中心的距离，就是土地置换的早期动机之一），随后他们还尝试驱逐这些地域中的世俗领主管辖权，这样一来，豁免权就经常出现在修道院四周结构紧密的地块上，斯塔维洛修道院很早就展现出这种逻辑。822年颁给阿尼亚讷（Aniane）修道院的文书很好地阐释了这种类型的豁免权，它不仅出现在修道院的围墙之内，还见于僧侣占有的周边地块上：“朕希望你们能清楚地懂得，豁免的名字不仅附着于修道院的围墙之内，它的各教堂……而且附着于它的房屋、villae、新建的渔场，沟渠边的一切、树篱、所有其他类型的内院，都包含在豁免之内。在上述范围之内，任何蓄意损害修道院之权益的，都构成对豁免权的破坏，应予治罪。”同样是自9世纪后，王权开始授权在某些修道中心和一些在豁免地带内部的地点设防。这些修道院通常拥有相距遥远、在其豁免地之外的地产，不过，豁免地在修道院领地的创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早之前让-弗朗索瓦·勒马里涅（Jean-François Lemarignier）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克吕尼就是这种演变的范例：10世纪时，豁免条款不断被增强，并定期被重复，这些条款有时禁止在修道院近旁建造城堡；在10世纪后期，修道院的产业策略使得接收的捐赠急剧增长，以致克吕尼周边形成了一个产业环形，11世纪时，这个环形正是在“格里高利改革”意识形态及教皇的影响下被标示出来，这就是它的地域化。1049年，教宗莱昂九世途经Romainmotier，借此机会，他围绕修道院划定了一个环形（circuitus），12世纪一份文献集中的记录这样记载：“因该地饥民像无耻的疯狗一般胡乱张嘴，吞噬了教会的穷人的微薄资源，【教宗】，根据在场的修道院院长和当地修士的提议，在各块地方走了一圈（undique per circuitum），以划定界线，当地的偷食者绝不可越界。”这条记录随后提到了Romainmotier的环形边界。在克吕尼，划定修道院周边的豁免区域的，是1080年的教廷特使阿尔巴诺的彼得（Pierre d’Albano），当时他指定了若干个界点（termini）。克吕尼文献还见证了修道院地域化进程的另一个维度，不过这个维度再次超越了我们的“第一封建期”框架：这就是修道院周边土地的圣化：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的宣言划定了克吕尼教堂/城寨（castrum/ecclesia）周边的“神圣管区”（sacer bannus或sacratus bannus），当时教宗亲自前来为重修的修道院大教堂的大祭坛祝圣（插图3）。1107年，教宗帕斯卡尔二世也为这家勃艮第修道院划定了一个区域，名曰“无关卡和城堡区”。中心的祝圣和周边土地的划界之间的共同性，此后就可以“神圣性”（sacré）名之（如乌尔班二世所称的），这标志着修道院统治的地域化进入了一个补强阶段。神圣性极点似乎转变成了神圣性地域，其内在动力类似于教堂“环形”的祝圣或神圣化的动力，这种动力启动于10世纪，但作用于另一个层次上：当然可以将这种地域构建视为inecclesiamento动力学的逻辑终点，而修士就是动力的化身。 III在修道院的修道实验中，发展出了活人和死人共居的模式，并围绕教堂组织起共同体生活，实现了集中化的地域管理，所以修道院是社会关系空间化运动的先锋，并推动了将社会关系与神圣地点连接在一起的趋势。原文：De l’incastellamento àl’inecclesiamento. Monachisme et logiques spatiales du féodalisme.In Cluny, les moines et la société au premier âge féodal, dirs., D.Iogna-Prat, M. Lauwers, F. Mazel, I. Rosé, Rennes, 2013, pp. 315-338.注释略。